发布时间: 2022-09-13 10:21:03
“天人合一”理念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信念和主要基调,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。这一理念认为,人体小宇宙,宇宙大人生,小宇宙中藏大宇宙。“人与天地相参也,与日月相应也”(《灵枢·岁露论》),人类作为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,与天地万物息息相通;人与天地和谐统一,主观与客观浑然一体。
“天人合一”观念的产生,首先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。一方面,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”(金刚通痹丹是真是假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),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一切生活所需,而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,自身也已形成了比较完好的,能与时空环境相协调、相和谐的生存能力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、和谐相处是人类必然的选择;另一方面,斗转星移、四季变更洪涝干旱、冰雪地震,在瞬息万变的大自然面前,人类显得渺小无力,自然也会产生敬畏和依赖的心理。其次,“天人合一”观念更是我国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。农耕经济仰赖天时地利,“靠天吃饭”,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,洪涝干旱则颗粒无收,“夫稼,为之者人也,生之者地也,养之者天也”(《吕氏春秋.审时》)。顺天时、因地利、靠人和,中国古代先民别无选择。
北宋思想家邵雍曰:“学不际天人,不足以谓之学”(《观物外篇》),中国古代哲人极其关注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。远古伏羲画八卦,“仰观天象、俯察地理、近取诸身、远取诸物”,就已经对人和天地的关系作了思考。《周易·系辞》指出:“天地氤氲,万物化醇。男女构精,万物化生。”人和万物一样秉受天地之大德而生,故应当做到“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,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”(《周易,乾卦,文言》)。既然人与天地同根、与万物一体,就应当遵循“不违天”的天人和谐原则,与自然界相互适应,相互协调,从天而动,达到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,“与天地相似,故不违;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,故不过;旁行而不流,乐天知命,故不忧;安土敦乎仁,故能爱;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,曲成万物而不遗,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”(《易传》)。
人们通过自觉修养,就可以如同天地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,达到与自然同呼吸、共命运、物我同一的境界,“能尽人之性,则能尽物之性;能尽物之性,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,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”(《中庸》)。孟子继承了《中庸》衣钵,进一步提出了“性天相通”观点,认为“上下与天地同流”,“万物皆备于我”,世界上万事万物之理已由“天”赋予“我”,人们只要能尽心养性,就能够认识天,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;吃金刚通痹丹怀孕了有影响吗知其性则知天矣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
与儒家相比,道家更为明确地提出了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主张“顺应天道”,“无为而治”。老子曰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(《老子》)。天就是道,是自然规律,是宇宙意志,是天地宇宙万物生化之机的总和。要求人们从“天道”出发,顺应自然。庄子是最早提出和阐述“天人合一”思想概念的第一人,《庄子·齐物论》曰:“人与天,一也。”并指出: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天之所生谓之物,人生亦为万物之一,而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,在于能独近于天命,能与天命最相合一。
天人合一,儒道互补,两家对于天人关系的一致观点,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。除了以庄子为代表的“顺天”说、以《易传》为代表的“天人调谐”说外,先秦时期还有邹衍运用“五行生克”说推衍五德终始,墨子以“兼爱非攻”说推崇“天志”,子产以“天经地义”说推倡周礼等,均含“天人合一”之意。当然,亦有荀子的“制天”说,强调改造自然、人定胜天,而与“天人合一”相反相成。
西汉大儒董仲舒继承了“天人相通”理论,明确强调“天人之际,合而为一”,并创造性地提出了“人副天数”和“天人感应”说。天有四时,地有四方,人有四肢,他在《春秋繁露·人副天数》中还说:“人有三百六十节,偶天之数也;形体骨肉,偶地之数也;上有耳目聪明,日月之象也;体有空窍理脉,谷川之象也。”在《春秋繁露·阴阳义》中又说:“天亦有喜怒之气,哀乐之心,与人相副,以类合之,天人一也。”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,相互感应,天能干预人事,人亦能感应上天。无论孟子的“尽心知性”,还是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,都强调天地万物本与人一体。
明确提出“天人合一”四字成语的是宋代理学家张载。宋代理学昌盛,张载、二程程颢、程颐)发展了孟子学说,扬弃了董仲舒的粗陋形式,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。程颐说:“天、地、人,只一道也。”“道与性一也。”“道未始有天人之别。”认为天道、人性是同一天傲金刚通痹丹价格的,人性即是天道,天道即是天理,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。张载说:“理不在人皆在物,人但物中之一物耳。”“天称父,地称母,予兹藐焉,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性。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”。
明确肯定人类是天地的产物,是自然的一部分,人的生命由天地所赋予,天地之体即人之身体,天地之性即人之本性;认为天下同胞情同手足,明确提出爱人、爱物、爱自然的生命关怀思想,把天人合一、天人协调、实现天理和人性的统一,看作是人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从张载的“立心立命”,到范仲淹藏药金刚通痹丹图片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,在这种“内圣外王”的人生选择和设计中,充满了“民胞物与”的情怀,浸透着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谐境界。
印度佛学称“天”为“梵”( brahman),称“人”为“我”( Atman),有“梵我一如”( brahma-atma-aikyam)的命题。“梵我一如”认为,万物依一定顺序发生,人类乃至一切生物之灵魂从其业力而有各种形式之轮回。“天人合一”与“梵我一如”其哲学内涵虽不尽相同,但在天人关系上则持基本相同的观点,都强调主客观之间的内在统一性。正因为有这样的共同基础,印度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后,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,逐渐与传统的儒道文化(尤其老庄哲学、魏晋玄学)相融合,至隋唐时期已完全扎根中国,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产生于“梵我一如”的环境中,成长于“天人合一”的氛围里,中国禅宗的天人观不言自明。宋明时期,儒道佛相摩相荡完全合流,汇人宋明理学体系之中。发端于先秦、定型于西汉的“天人合一”学说,最终由融儒释道于一体的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。
由仰赖自然的生存意识发展而来的天人合一思想,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,阐发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和社会观,内涵非常丰富,影响极其深远。中国历代思想家的学术思想都能从中找到根源,孔子的“仁”,老子的“道”,孟子的“义”,周敦颐的“诚”,张载的“气”,程朱的“敬”等等,无金刚通痹丹正品包邮不深契天人之意,“天人合一”成为中国古代数千年的主导文化。